中国史学界为什么会有“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这种说法
众所周知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家乡。出席中共一大的13人中有4人是湖南籍的。在他们所代表的全国53名早期党员中湖南籍的有20余名。在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大授衔时10位元帅中湖南人有3位；10位大将有6位湖南人；57名上将有19位湖南人；100多名中将有45位湖南人。近代湖南涌现出了一大批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
中国近代史上湖南籍人才对中国的整个政治、军事、文化等各领域均形成了巨大影响，因此中国史学界素有“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的说法。北洋政府时期湖南湘潭籍的教育总长杨度曾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杨度为什么会把湖南比作中国的普鲁士呢？我们不妨先看看普鲁士在德国是怎样一种地位。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当英、法、美的工业革命如火如荼时德意志仍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19世纪下半叶普鲁士王国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策划下南征北战、纵横捭阖，最终通过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三次王朝战争完成了德意志诸邦国的统一。可以说德意志民族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普鲁士莫大的功劳。中国近代史一代代湖南籍人才前仆后继为祖国的未来而奋战。
正如普鲁士塑造了德意志民族之魂一般：在中国近代史上湖南籍人才的努力缔造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出生于湖南长沙的易中天曾把湖南人的性格总结概括为“霸蛮”二字。所谓“霸蛮”其实指的是一种执着不服输的精神。易中天认为湖南人这种“霸蛮”性格如果追溯到最早是由数千年前的楚人祖先所塑造的。如今的湖南、湖北正是先秦时期楚文化的核心区域。
早在1920年毛主席就曾在谈到自己的家乡时说过："呜呼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蔡、黄，邦之模范"。毛主席这句话中所提到的鬻熊正是楚人的先祖：相传鬻熊是祝融火正陆终的后裔、周文王的臣子。屈原曾在《离骚》中追溯楚人的起源“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按说楚人是根正苗红的华夏炎黄子孙，然而楚人长期与南方山林中的蛮族杂居。
因此中原诸侯一度颇为鄙视地称楚人为南蛮。正是这种长期被人鄙视的屈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楚人知耻后勇砥砺前行。楚人立国之初不过弹丸之地、国穷民弱、饱受歧视，然而一代又一代楚人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终使楚国成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到了战国时期楚国的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河南中部、安徽和江苏北部、陕西东南部、山东西南部。
战国时期的楚国是七雄之中疆域面积最大的国家。如今整个长江流域几乎都是由楚人进行了最早的开拓。楚国在战国七雄中对塑造我们今天的中华文明影响之大可能仅次于秦国。即使当楚国被秦国所灭之后楚人仍没低下他们不服输的头颅，所以后世才有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典故——后来灭秦的项羽、刘邦果然就是楚人。从楚人这一系列事迹中可以看出他们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楚人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后来湖南人的性格特征。湖南人的性格特征中包含以下几方面：质朴——务实而不务虚；倔强——头撞南墙而不回；傲岸——不拘细行琐德；吃苦耐劳如同骡子负重行远；坚韧执著——屡败屡战，不胜不归；刚健——勇于任事，锐意进取，敢为天下先；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自信；好学、任侠、特立独行、舍身忘死......
近代湖南能涌现出那么多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战略家、大革命家其实和这种不服输的执着性格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奇怪的是在近代以前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湖南却并不是一个以出人才而著称的大省。这当然不是说湖南在此前的历史上就没出过人才，不过如果要与其他省份比起来可就显得相对可怜得多了。《中国历代名人词典》收录的鸦片战争以前历代名人3005人中湖南籍仅有23人（占0.77％）。
清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湖南宁乡人袁名曜考中进士，11年后他成为湖南岳麓书院山长。袁名曜到任后就被书院弟子们邀请为书院大门题写对联。袁名曜提笔写下上联：“惟楚有材”。这句最早出自《左传》的话本来说的是楚国物材丰富。湖南正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故地，不过袁名曜在这里引用这个典故其实是说荆楚之地多人才。袁名曜写下这个上联之后就让门生们对下联。
最终湖南贡生张中阶对道：“于斯为盛”。这上下联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荆楚之地多人才，尤其是岳麓书院这里最富盛名。从此这幅对联就成为了岳麓书院的门面担当。可当袁名曜、张中阶题写这幅对联时湖南还并不是一个人才大省，然而就在这副对联挂出来之后的50年内湖南迎来了人才辈出的时代。《中国历代名人词典》收录的鸦片战争以后750位近代名人中湖南籍有85人（占11.33％）。
可以说湖南在近代出现了人才井喷的现象。湖南为何会在这时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呢？地处内陆的湖南既不处于长江文明的核心区，更远离黄河文明核心区，连运河文明的末班车也没搭上。这地方三面环山、一面临湖，因此全省形成一个朝北开口的马蹄形。自古以来湖南就被誉为“四塞之国”，因而民性倔犟、风气不开。湖南地处内陆且多崇山峻岭，因此交通不便、信息闭塞。
中华文明的进程存在一条从北方黄河流域不断向南方长江流域发展的历史脉络：夏、商、周三个早期王朝的统治中心均位于北方的黄河流域，直到秦始皇混一华夏之时如今的长江以南的地区还是山越民族聚居之地。整个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是极为缓慢的，直到三国时期东吴政权才对江南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开发，也就是从这时起奠定了日后江南地区的发展基础。
五胡乱华时期黄河流域的士族百姓纷纷南迁。经过东晋、南朝的开发建设之后到隋朝统一南北之时中国南方的人口和经济水平已基本接近于北方。隋末唐初南方的人口和经济水平只是基本接近于北方，如果真要比起来还是北方略占优势。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夕南北方之间的人口比例已发展到一个关键点：一比一。安史之乱的爆发进一步导致中原人口的南迁，也就是在这时中国经济的重心转移到了南方。
安史之乱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位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转移到了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湖南在中国经济重心转移的过程中成为了一个凹陷地区：这里距离北方的黄河流域、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都有一定距离，所以黄河流域、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都难以带动湖南。长期以来湖南的经济文化发展甚至也滞后于与自己仅仅隔着长江和洞庭湖的湖北。
历史上湖南和湖北曾长期是一个省。汉末三国时期的荆州所管辖的地域就是从现今河南省南阳市一带往南一直延伸至两湖（湖北、湖南）全境。湖南、湖北同属一省这种格局从汉末三国时期一直延续到了清代初期。湖南在元代、明代以及清初一直是和湖北一同组成湖广行省。由今天的湖南、湖北两省组成的湖广行省如果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显然是一个大省。
然而也正因为湖广行省的面积实在是太过于庞大，所以导致省会中心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很难带动全省。长期以来湖广行省以长江、洞庭湖一线为界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发展不均衡现象：湖广行省的北部（今天的湖北省）开发相对较早，所以三国时期的隆中对等故事都是发生在今天的湖北境内；相比之下湖广行省的南部（今天的湖南省）在当时发展得就要相对滞后一些。
直到清代康熙三年（1664年）湖广行省实行南北分治，从此湖南、湖北分别独立建省。分省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湖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仍滞后于湖北。当时湖南甚至不具备举办科举考试的能力，以致于湖南建省之后湖南举子仍需前往湖北武昌参加考试。直到雍正二年（1724年）湖南才终于举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乡试。这时距离湖南建省已过去了整整60年。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状态下湖南考生中进士者也不会太多。明清时期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享有相对更多的教育资源，所以历次科举考试中江浙籍的进士数量是最多的。就在岳麓书院的对联挂出来时袁名曜的好友、湖南安化人陶澍正在国史馆参与编纂《嘉庆一统志》。陶澍在编辑儒林、文苑列传时感叹道：“湖南除王夫之外得入者寥寥”，然而恰恰正是说这话的陶澍开启了近代湖南人才井喷的现象。
首先陶澍自己就是个人才：嘉庆二十年（1815）九月陶澍被升任巡漕大臣后仅半年办500万石之米运抵燕京。据《清史稿·陶澍传》记载：“此为前后十年所未有”。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各省钱粮亏欠均在两三百多万银两。其中最严重的安徽达到了一千多万银两。陶澍在担任安徽省布政使期间因为成功解决此前三十余年亏欠积案而被时人誉为“理财专家”。
陶澍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之举当属海运漕粮：清代的经济中心位于江南地区，北方的京师及其周边地区的粮食产量并不足以供给庞大的人口。为此必须将江南鱼米之乡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运往北方以解决当地百姓、官吏、士兵的吃饭问题。然而清代黄河屡屡泛滥，以致于大运河上的漕粮运输往往为洪水阻断。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就曾下旨让大臣们商讨改由海路运输粮食是否可行的问题。
然而满朝文武多是因循守旧之辈，以致于海运的提议在提出百年之后仍未能加以尝试实践。道光四年（1824年）冬因黄河水倒灌洪泽湖，淮安清江浦高家堰大堤溃决。由此导致高邮至清江浦一带运河水势微弱，漕船无法通行，京城粮食供应告急，被粮食危机逼得着急上火的道光皇帝下旨再议海运一事。这时陶澍联名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江苏按察使林则徐积极倡导海运。
道光六年（1826年）二月初一在道光皇帝下旨商议海运的整整一年后清代有史以来第一次官方海运正式启动。十天之内每天超过90艘商船前来兑运，共装米粮80万石。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惊人的速度，可见陶澍等一众官员筹划之精，督办之勤。大约一个月里，有不下1000余艘运粮海船，出长江口扬帆北上。随船押运参将关天培抵达天津后于三月十五报告称：已查明到岸进口船424艘，后继船只390余艘“不日可来”。
漕粮海运的首航显然相当成功。海运漕粮不仅有效缓解了当时严峻的粮食危机，也为鸦片战争后中国海运海权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陶澍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不仅限于他本人的廉洁奉公和锐意改革，同时他也是一个慧眼识人的伯乐：贺长龄、林则徐、魏源、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上如雷贯耳、熠熠生辉的人全都深受他的影响与提拔。
日后的湘军名将胡林翼是陶澍亲自选定的女婿。此人早年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以致于连陶澍的母亲都责备儿子不给找这样一个女婿，可陶澍却断定胡林翼日后必成大器，后来胡林翼果然官至湖北巡抚。陶澍不只有女儿，也有儿子。陶澍给儿子也说了一门亲事，不过女方可不是门当户对的达官贵人之家——女方的父亲不过是一个还没出仕为官的举人而已。
可如果您要是知道这个举人就是日后的军机大臣、两江总督、收复新疆的大功臣左宗棠还会觉得陶澍没眼光吗？这还仅仅只是陶澍直接发掘的人才，至于受到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影响而涌现的人才那可就更多了。陶澍就是再怎么慧眼识人又能靠他个人之力发掘举荐多少人才呢？陶澍之所以能开启近代湖南人才井喷的现象最主要的不在于他举荐了多少人，而在于他的经世致用思想使得湖南的风气面膜大为改观。
陶澍认为读书是为了学以致用，而不是单纯为了考取科举功名。当普天之下的读书人为考取功名钻研八股文章时陶澍却鼓励大家多多学习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各种实用知识。这种学风影响下的湖南人都有很强的实践能力，因此动起手来就能改造社会、改变国家。后来的左宗棠、谭嗣同、蔡锷一直到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很多人都继承了陶澍的经世致用思想。
比如晚年的左宗棠回忆往事时曾提及当初看过的三部对自己后半生影响最大的著作：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魏源的《圣武记》。《读史方舆纪要》是记述中国历史地理的笔记；《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介绍中国分省地理学的著作；《圣武记》是将清代初期军事扩张史实与中国地缘安全形势相结合的著作。左宗棠喜欢这些著作中对山川险要和战守机宜的讲述。
这些历史地理著作有助于培养左宗棠的战略思维，这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显然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的读书人普遍醉心于功名，所以对这些科举不考的书根本没兴趣。据左宗棠回忆称：“士人但知有举业。见吾好此等书则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对这些嘲笑不以为意的左宗棠依然还是我行我素。左宗棠之所以热衷于阅读这些科举不考的书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
陶澍以及他之后的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都大力倡导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从而使这种思想逐渐成为了湖南学界的主流思想。这些主张经世致用的先贤们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告诉了湖南人一个真理：湖南人要走出去才能有出息。陶澍、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生于湖南，但他们的很多成就却是在湖南省外所取得的。这些人的经历证明湖南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走出去。
如果始终窝在湖南省内，那么视野必然受到局限。只有走出去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吸收来自外部世界的各种知识。太平天国时期湘军成批走出湖南造就了湖南人在帝国军政系统中无可替代的地位。毛泽东主席年轻时就曾写过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事实上那个年代的湖南籍人才都深深明白走出去的重要性。
